李倧的身体剧烈地抖动了一下，他看着跪伏在地的心腹将领，痛苦地闭上眼睛：“沈器远今日也与寡人了许久，义州、铁山等地的少量清兵，或可图之……但是，世子、凤林大君他们还在盛京为质，那是寡饶骨肉，亦是国本。”
听见王上再次提及这个顾虑，林庆业抬起头，面色沉重但目光坚定，他压低声音，几乎是耳语般道：“王上，臣今日已通过秘人，与上国镇东侯沟通此事。
侯爷有言，他可派大军速围义州、铁山，以雷霆之势，瞬间剿灭或俘获我国境内的建奴。届时，我们手握虏兵俘虏，或可与盛京交换世子与大王孙！”
李倧闻言，眼中猛地爆出一丝精光，心脏怦怦直跳。
义州、铁山的清军守军确实不多，那镇东侯杨凡能独自野战阵斩上万建奴，对付这几百人应当不难。
但这计划太过冒险……
他颤声问道：“若……若让建奴跑了呢？或者盛京那边，不愿意交换，反而加害世子他们……又当如何？”
林庆业紧咬着下唇，抬头时，目光如炬：“王上！万事事在人为！世间从无必成之事！”
“如今满人愈发凶残，我国百姓民不聊生，粮食、人口、物资被其掠夺一空，国将不国！与其坐以待毙，眼睁睁看着社稷倾覆，士大夫百姓皆沦为猪狗，不如……拼死一搏！”
殿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，只有烛火噼啪作响，与李倧粗重急促的呼吸声交相呼应。
朝鲜国王脸色变幻不定，时而恐惧，时而决绝，时而又是无尽的担忧。
根据崇祯九年的《丁丑下城条约》，朝鲜需向清朝缴纳巨额岁贡，且随着局势变化不断加码，其中每年有黄金、白银、水牛角200对、貂皮100张、鹿皮100张、茶1000包、皮400张、细布1万疋、米1万包等。
而且清军战事频繁，不少战事还有特需要求，今年便是随着辽西的明清围城对峙，清军要求朝鲜额外供应一万石军粮。
但林庆业、沈器远等人直接将其中9000余石以“海盗劫掠”“海风沉船”等原因未能送达，迎来皇太极大怒并追责。
更别之前丙子胡乱期间，清军掳掠朝鲜百姓五十余万人，其中三十余万为女性，包括大量官宦妻女。
这些人被押往辽东贩卖，沈阳城外专门设立奴隶市场，“子母相逢，兄弟相见，哭声动地”。
当时清军每破一城，必“焚宫室，掠财货，淫妇女”。道路沿途“空无一人，骷髅遍野”，路边老农指认“此皆清兵所至”。
朝鲜国王李倧思念至此，心中思绪万千。
许久，这位饱经屈辱的国王，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独自从御座上站了起来。
在他这朝鲜国王眼中，大明对朝鲜而言，是堪称具有文化宗主与安全庇护者双重属性的老大哥，而清朝则是以暴力征服的强盗政权。
其原因在于，自朱元璋1392年赐李成桂政权国号“朝鲜”，这一行为被朝鲜视为“父母之邦”的象征。朝鲜国王的即位都需经大明册封，其合法性直接来源于大明官方的承认。
特别是在万历年间，日本入侵朝鲜，大明耗费八百万两白银、派遣十四万大军援朝，历时七年将日军逐出半岛。
当时朝鲜国王李昖在《宣祖实录》中感慨：“再造之恩，万世不忘”。战后更在朝鲜修建“大报坛”，每年祭祀万历皇帝，直至1897年才终止。这种感恩之情在朝鲜士大夫阶层尤为强烈，申晸在《燕都感怀》中写道：“伤心海外孤臣泪，到神宗已满缨”。
朝鲜还全面移植大明制度，科举以《四书》《五经》为教材，服饰、礼仪严格遵循《大明会典》，甚至历法也直接使用大明的《大统历》。
世宗大王创制谚文时，专门派遣学者赴大明学习音韵学。这种文化同化使朝鲜形成“中华”意识，认为自身才是中华文明的跟随者、继承者。
而且大明还对朝鲜实邪厚往薄来”的朝贡贸易，以彰显宗主国气概。
朝鲜每年进贡价值约十万两白银的物品，大明就回赐则高达三十万两。此外，明朝还开放辽东马市，允许朝鲜采购战略物资，这种经济纽带更是强化了双方的依存关系。
甚至于哪怕数到了经济困难的启朝、崇祯朝，大明国内粮饷捉襟见肘，但也碍于国上朝的大哥风范，对于这些一众藩国，没有选择去勒索压榨，只是不准对方朝贡，免得回礼而已……
反观清国。
自丁卯之役和丙子之役中，清军两次攻入朝鲜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。
丙子之役时，清军占汉城，导致朝鲜丁户减半，府库荡然。
所以朝鲜将丁卯、丙子之役称为“胡乱”，即“蛮夷之乱”，这种称谓本身就蕴含着强烈的文化排斥。
许久后，李倧终于长出一口气，下定了决心：“去做吧，让我们迎上国兵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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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释1：
崔鸣吉作为主和派代表，任领议政（相当于宰相，丙子之役时力主向清军投降，与金瑬、李景奭等人组成主和派核心，负责与清朝谈判并执行协防任务。
林庆业时任平安道兵使（朝鲜西北部军事长官）则是表面服从清朝征调，暗中联络明军，最终却是因洪承畴降清才导致暴露。
沈器远53岁，任左议政（朝鲜最高政务官）。
松锦之战中，林庆业率水师援清时，63艘战船“失联”，部分船只甚至向明军传递情报。
朝鲜《李朝实录》：“松锦之役，我国兵虽助战，实阴通明朝，故清人恨之入骨。”
清朝《清太宗实录》：“朝鲜屡违军饷，朕已遣使诘责，若再抗命，必兴师问罪。”
明朝《兵部题行稿》：“朝鲜虽为奴属，其心仍向朝，时有密报传来。”
注释2：
朝鲜国王被迫将世子、王子及大臣子弟送往盛京为质。崇祯十年至顺治二年，朝鲜世子李溰长期滞留沈阳，其日记《沈馆录》详细记录了被囚禁期间的屈辱生活，如“露宿一月，人畜如饿鬼”“员役皆被留置，风吹日晒”。